之后整个禄劝县再没有出现考取北大、清华的学

2019-11-13 00:24栏目:教育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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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中学的大胆尝试

之后整个禄劝县再没有出现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直播班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在平均成绩提高的同时,直播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互动性弱的问题。在上述北师大论文课题调研中,大多数直播班学生均表示在提问环节仅能观看而不能参与互动,是直播模式的主要缺点。超过半数的学生认同这一新的学习方式,并且非常看重名校名师及其所带来的学习资源。30.2%的学生认为网校与成绩提升直接相关。

本文首发于总第883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广西省那个偏远的平果县城,曾楷徽和他的直播班同学们是整个学校的“希望”。据“看天下微杂志”报道,平果中学为留住优质生源,2011年建立初中部,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一拨学生组成“小班”,目的是让这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输入本校高中。“全校就这一个直播班,由学校初中部毕业生里挑选出35个成绩最好的组成。”曾楷徽说。

教学水平一流的成都七中被公认为四川的“超级中学”。2002年,成都七中与一家民营教育企业合作成立了七中网校,采用以卫星网为主的教学传播模式,力图为西南地区的其它中学提供远程直播教学。

图片 1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杨海茹在调查中观察到,有些远端学生因为情感缺失,通过直播对比七中同学丰富多样的生活,会出现心理落差。这也减损了远端老师的权威性。她指出,情感互动在中小学课堂非常重要,学生一方面学习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性格、人格、价值观的养成,都要通过情感教育,有时候课堂上老师的一个肯定的眼神也可以传达出感情。

2、谁有资格上直播班?

成都七中较高的学习要求迅速提升了直播班学生们的应试能力。优异的教学效果也推进了七中网校对外的商业合作。但依然有人质疑,这种单向式的直播教学会让本该充满活力的课堂死气沉沉,因为老师与学生产生互动的机会变得非常少。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和文中学数学教师蒋美花,在2017年所发表的一项课题研究给出了相似的观点。她对成都七中网校直播班的调研显示,40.8%的学生由于直播课互动性过低,较常出现走神的状况。此外,将顶级中学的课程完全照搬给山区学生,也出现了适应性问题,38.1%的学生表示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仅有10.8%的学生能够完成全部作业。

“屏幕”背后

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提及,直播班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

借此,人们意识到一个新的事实:直播班的学生的确享受不到太多师生互动的机会,二者间的交流反馈也很难及时。但是在切切实实的分数面前,前者的重要性可以变得非常低。毕竟,高考分数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图片 2来源:《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作者李爽 王磊 白滨

与普通班相比,网班同时使用两套教材,一套是传统的川教版书目,另一种是成都七中自己编写和使用的配套教材。这样一来,学生自然也有两份作业。除了参加本校月考、期中和期末考外,网班会在其他学生放假后,另加课3天,跟着七中进行期末考试。班主任会在七中考试开始后半个小时通过传真拿到题目,并第一时间打印出来送到考场。

曾楷徽所在的平果中学,每年3万元的直播服务费,平均到每一位同学,每人需要缴纳1000多元学费,这与普通班学生所缴纳的学杂费几乎相当。上述甘洛二中的老师也向澎湃新闻强调,直播班学费合理,“只比普通班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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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在偏远地区大学录取率的提升方面,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大。根据这一政策,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指出,“互联网+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但不应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改变应试体系下单一的评价标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提升有着更大的意义。

2000年发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提出,在未来10年投入30亿元,在民族地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远程教育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成都七中与东方闻道合办的网校,在成立当年就获当地政府认可,被确定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

但学生也需要付出学费以外的成本。四川仁寿新科高中去年开设“网络实验班”,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学生需“购买平板电脑一台”。

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可是赞誉之外,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许多人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比如近年来的农村专项招生计划也让欠发达地区的本科升学率提升明显,完全归功于“远程直播”的作用有夸大之嫌。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将发达地区通过网络对偏远地区进行联校网教正式写入文件。

2015年,四川省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老师杨海茹对彭州一中网课班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彭州一中2011级与2012级网班的老师,对于远程直播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适合度评价,只有14%的老师认为很合适,68%选择一般适合,还有18%选择不合适。不适合的原因是:本校学生基础较差,跟不上前端教师的节奏。杨海茹分析,因为成都七中生源好、基础好,同样的知识传给外校的学生,对这些学生会造成很大压力,他们需要付出更多时间消化。

禄劝一中主管网络办学点的副校长吴飞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每个直播班每年会向成都七中交6—7万元的资源使用费,其中文科班每年6万元,理科班每年7万元,这并不包括设备费用,该费用无需学生承担,全由政府财政支出。

模式大胆,但推广不难。成都七中网校在短短的时间探索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由合作学校购买直播设备,并向直播班的学生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价格是多少?并不算贵。根据四川自贡旭川中学在官网上公开的招生简章,他们向2016届远程直播班的学生收取了1500元一年的教学服务费。

“直播当然能够起到作用,但绝不是简单把好老师的直播信号接过来,学生们就学得更好了。”一位从业多年的物理老师对界面新闻记者评价道。

叶枫无意中在朋友圈点开那篇关于直播网课的刷屏文章,他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2013年——他也曾是“那块屏幕”另一端的学生。但是与报道中的情形不同,在高二下学期,他选择了退出本校网班,并在此后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屏蔽了这段回忆。

根据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今年8月在网络上公开的一份采购征求意见公示显示,江西省宜春实验中学将开设成都七中网校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项目,拟采购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及三年运维服务,预算金额为20.5万元,费用由政府承担。

不过,这并不是真的把直播班和精英教育划上等号。近十年来,四川阿坝、甘孜、凉山等民族地区的一批学校,同样加入了这样的直播网络。通过城区与山区的教育均衡的实现,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的确一步步地接近了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块屏幕,真的能改变命运。

在全国范围内,如成都七中网校一样以商业运作方式进入公立学校,由直播完全替代学生常规课程的案例并不多见。

周周回忆自己上网课时,如果屏幕里讲到超出远端学生能力的内容,老师就会暂停或者关闭直播的声音,用他们更能接受的方式讲解,不像有些中学不考虑自身特点全部照搬教学。

“成都七中的高三周六也上课,人家上课我们不可能停下,得完全跟上他们的节奏。我带的2018届直播班,可以说每月只休息1天,一点也不夸张。” 曹映芬说,从亲身经历来看,直播班的教师工作量是普通班的一倍多。“仅上课时间来做比较,高中三年网络班比普通班的上课时间多三个月。”

远程直播教学并非首创。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为代表的中小学网校便已出现。但这所百年名校的大胆之处在于,它试图完全摒弃用远程教学辅佐常规教学的路子,而是让远程教学直接替代了线下授课——整个班级完全通过直播屏幕与成都七中本部的班级同步学习,这一方式覆盖了高中生涯。

这带来了直播课堂是另一种精英教育的质疑与争议。

杨海茹的问卷调查还得到了一些有实际意义的结果:大部分师生认为,语文和英语最适合直播教学,因为难度低,学生容易理解,七中老师讲课有吸引力。物理、数学这些信息量大、抽象和互动少的课程大家认为最不适合直播。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必须借助本校教师的帮助才能掌握网课的知识。

王艺霖的班主任危秀梅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带班级从高一至今有3名学生自愿调到普通班,其中两名是自己感觉跟不上课程要求调整班级。“熬过高一的基本都能适应,到高一下学期就好多了。”危秀梅说。

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深度报道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很多人知道了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实:已有248所高中,上千个班级,7万6千多名高中学生通过卫星直播的方式与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作业和考试。这种教学实践已经持续了十六年。

图片 4来源:《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作者李爽 王磊 白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枫、周周、黄欣为化名)

因此,在曾楷徽看来,直播教育只是对一小部分人有用。“倘若以后出现那种速度没那么快、知识量没那么多、针对普通学生的直播课程,倒不如跟着自己老师上课了。”曾楷徽说,本校老师能够和学生实时互动,根据班级情况调解进度,内容更适合本班学生,而不是强制学生去适应直播速度。

在此之上,人们更想知道的事实是:直播班是如何运行的?它的组建要求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改变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命运?

如非典时期一样由远程老师替代面授班课的场景,在此之后几乎再未大规模出现。

“一块屏幕”背后的焦虑

四川省会东县和文中学教师陈向国则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称,所在学校彼时加入成都七中直播班已有9年。“学生看来,成都七中前端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而和学生朝夕相处的远端老师,只是一个秩序维护者、前端的助手和助教。”陈向国认为,远端老师没有独自的教学时间和教学权威,无法实施情感的熏陶。

在搜索引擎可以检索到的远程直播班的招生简章中,大部分合作中学设置了一个不低的入读门槛——重庆进盛实验中学要求中考成绩在全区前200名才可以入读直播班;来自云南的县级中学永善二中也要求中考分数需高于500分;四川阆中师范学校甚至明确希望招“有志向冲击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入读直播班。

2003年,因“非典”大规模停课的状况下,远程教育在中小学领域首次应用。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办临时频道“空中课堂”,让远程课程成为特殊时期的主要授课方式。

在模式上,成都七中负责教学投入和资源提供,公司负责市场、设备、技术投入和经营活动,远端学校购买直播服务,负责本校直播班的教学和管理。使用成都七中网课的学校不只是西南民族地区与偏远贫困县的中学,山西、四川省内一些普通高中为了提高升学率、吸引生源,也会学习超级中学的模式,叶枫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据其介绍,禄劝县每年从初中毕业生中选出480人,进入8个直播班,由禄劝一中和民族实验学校轮流开设,比如刚毕业的2018届学生在民族实验中学就读,2019届则在禄劝一中,2020届再回民族实验学校,“就像坐庄”。师资方面,则由两校分别派出4个班的任课教师。

与学生保持一致,从讲者转变为“助教”的远端教师并不否认远程直播教学在能力培训、方法手段、知识技能等方面带来的莫大帮助。总体来看,两个群体的评价都是正面居多。

从已有的数据与调研看,直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再分配有着积极意义,但与顶级中学同步上课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面对复杂的教育系统,“一块屏幕”与实现教育公平之间仍有较大的距离。

熊丙奇认为,对于因媒体报道而在近期引起关注的禄劝中学,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在线教育,而是借“直播班”名义狠抓应试。他承认,升学在当下看来是贫困地区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偏远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高辍学率——由于考上大学的是少数,在那里,更多的家庭认为,既然考不上好大学,那么读高中、初中也就没有意义,于是选择初中就辍学,而这,是一块屏幕解决不了的问题。

王艺霖也坦言,起初因为课堂没有提问,只能看直播,对一些疑问记下来,在课后向老师提问,私下里动摇过信心,感觉太辛苦想调整班级,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根据报道,十六年的实践里,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甚至十几倍,曾经遥不可及的清北梦在直播班里成为了可能。

在原有的设想中,直播为偏远地区带来了顶级名校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让山区中的孩子享有同样的教育与升学机会。但在实践中,只有当地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有可能跟上名校进度,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择“优”录取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

引入成都七中网课的班级,一般被称为网班或直播班。叶枫所在年级有8个班,其中两个是网班。网班通过大屏幕观看七中的上课直播,屏幕有两个板块,大的板块是本部班上课的课件,右下角的小图像是七中老师上课,以及与同学互动的镜头。

据禄劝县民族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曹映芬介绍,2007年,禄劝县教育局信息科引入了成都七中的网络直播,因为是新生事物,当时教育局没有大力倡导,让该县一中和民族实验中学进行尝试。另有相关人士称,起初需要投入资金,因民族实验中学财力薄弱未能成功引入,当时一个班的投入需要10多万元。曹映芬坦言,当时一个学校一年的办公经费都没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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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让远程直播授课模式获得了空前关注。16年来,7.2万名学生,248所贫困地区中学的学生,通过直播与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本科。

张伟的想法与黄欣相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播的学校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在省内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远端学校则引入优质资源,防止优质学生流失,提高升学率;网班增多带来的规模化效应,让直播公司也有利可图。“所有人都能获益”。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高二年级直播班学生陈玟元说,高一刚开始时,他很不适应,就像看电视学习一样,面对着白板,课堂内容容量多,知识点更新速度快,稍不注意一下就过去了。

不可否认远程直播对教学质量提升的帮助。不过,这248所合作学校,并非都来自办学环境较差的贫困地区。大城市周边市县的普通中学甚至重点中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种情景下,直播班扮演的角色,很难是一根改变命运的绳子,而是一个走向名校的助推器。

教育行业对此却反应平淡。

屏幕里七中优秀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激发了周周对人生成功的渴望。按周周的中考成绩名次预估,原本连三本都很难考上。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最后,她的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40分,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

禄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属于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据曹映芬介绍,2015年开始,因为脱贫攻坚的需要,禄劝县实行高中三年学费全免的政策,由政府补贴,每个学生每学期补助1200元生活费。

2017年,四川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对成都周边市、县及农村正在使用远程直播教学的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直播班的学生而言,远程直播对教学内容和学习兴趣的帮助最大,显见成都七中高质量的教学水平的确让他们收获颇丰,直播这一形式也让他们充满学习兴趣。相对而言,认同对课堂参与、交流协作与学习信心有帮助的比例则没那么高,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合理性。

为尽可能避免因基础差距较大而造成的问题,与成都七中网校合作的学校往往会对直播班的生源有较高的要求。云南永善二中要求2018年进入直播班的学生中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500分,重庆进盛实验中学在2013年中明确要求直播班生源的中考成绩,为所在区前二百名,四川伍隍中学曾为直播班而单独组织择优考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学的格局是“县中模式”,即县城中学的高考成绩要比城市好,河北衡水中学就是“县中模式”的典型代表。近些年,这种模式衰弱,“超级中学”崛起,使得小地方的优质生源和教师资源流失。

张东透露,网校也会单独向七中参与直播的任课教师支付薪水,金额由课时而定,每月数千元不等。此外,网校会邀请授课教师赴远端学校做一些讲座,同样会有每次500~1000元不等的报酬。每年12月,成都七中会举行教育研讨会,网校每年都会大力支持协办,包括人员邀请和办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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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时间内培养7.2万名直播班学生,88人被清华、北大录取。亮眼的高考成绩是成都七中网校此次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成都七中网校16年来的清北率为0.12%,对比2017年各省市的清华、北大录取率可以发现,高于除北京、上海和天津外的所有省区,是四川省”清北率”0.06%的两倍。

2013年,叶枫初中毕业,直升到本校高中部。他所在的是成都当地一所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学校,近些年因为生源等原因,学生高考成绩不大理想。为了重现昔日荣光,学校决定引入成都七中的网课。

对于直播班,曹映芬称,起初也有教师不理解,但派遣工作后基本也都能接受,因为教师紧缺,直播班教师还会兼任普通班任课老师。

▍直播班是另一种精英教育吗?

公开资料显示,仅1979-1989年的十年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61万人,毕业104万人,年平均学历教育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7.1%。《电化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等学术期刊均于这一时期创刊。

2018年初,张伟所在的合肥六中引入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技术,开始向所在市其他高中同步直播所有课程。经过一年的实践,张伟认为,由于起点有差距,远端学生接受不了网课教学,跟不上,压力大,这是所有的直播网课都会产生的问题。

平果中学引进直播班并最终培养出了2018年广西省高考理科状元曾楷徽。现在,曾楷徽入读清华大学已有三个多月,他适应了北京冬季的寒冷,但仍能感受到和同学之间的“差距”。“他们普遍都有出国经历,初、高中都在搞竞赛、科创。”曾楷徽对此有些“羡慕”。

如此来看,直播班帮助学生改变了教育命运这一事实自然可以成立,但它是基于一个再选拔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些学生本来就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换句话说,哪怕没有直播服务,身陷竞争场的各大中学也会用其它形式帮他们获取教学资源。在这一场景下,直播班成为了实验班的代名词。

北京师范大学一篇名为《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下称《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论文的显示,在2009年前后,成都七中网校获得了来自四川省教育厅每年200万元专项拨款,用于租用卫星通道信号。

叶枫还记得,老师们还常常鼓励他们说,你们和七中的同学用同样的教材,上一样的课,没有理由比他们差。在老师的描述里,他们仿佛通过网课与七中学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中考录取分数的差距,令七中学生与他们之间原本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在他看来,教育还应包括文化影响,而文化要有现场感,直播教育在这方面作用有限。“孩子们能和德才兼备的优秀老师,面对面、近距离地交流沟通,这不可或缺。”眭依凡认为,最终仍要提高所有老师的专业水平以及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道德人格。“所有的老师都达到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就不存在教育资源不平衡了。”眭依凡认为,直播教育为部分学生提供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2009年,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者对成都七中在合作学校推行的远程直播教学进行了评估。从六所中学的教学效果来看,直播班的分数提升速度令人称奇,最高分与本部班的差距逐年减小。效果最明显的云南芒市中学,学生考取的最高分甚至多次超过了本部班。要知道,一年之前,两者间的分差通常在50分以上,而芒市中学也不过是一所来自贫困县的普通中学。

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校在2000年初期兴起。包括北京四中网校、101网校、黄冈中学网校等名噪一时的网校,多以名校教师亲自授课的录像资源为主要特色。在定位上,它们主要针对家长与学生的个人购买,与课外辅导班一样被作为常规学校课程的补充。

对此,张伟认为,远端老师的作用非常大,他们是决定这种模式实际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远端学生基础一般不好,远端老师是课堂的监督者和执行者,需要全程陪同听课,在课下也要多投入时间补课,积极配合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称,2018年被北大、清华录取的两名学生被纳入2018年贫困地区的国家专项计划。“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当年入读该校时,在录取的480人中,属于中间水平。”曹映芬介绍,像已毕业的2018届网2班,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当中,考试总平均分比最好的普通班高出整整150分,实际在当初高一录取时,总平均分高不了这么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网校的主要盈利点似乎并不在学费。毕竟在缴费之前,一个必须要有足够说服力的地方在于,它对学生成绩的帮助有多大?这直接决定了愿意进入“直播班”的人数多寡。

发展近四十年的“远程教学”,已经能够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上发挥较大的作用。但要实现教育公平,直播可能还不足以成为万能解药。

在另一篇报道直播网课的文章里,四川大凉山的一所学校忽略本校老师的作用与学生的差异性,迷信七中模式,试图把学生硬拽到相同层次,最终失败。周周结合自己的经历评价说,“同样是网校,有的学校从零一本变成了10个一本,学生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有的学校,将学生的无限可能性变成了一条单行道。”

“网班的质量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远端老师的配合和努力,因为传输到远端学校的课程相同,但各个远端学校千差万别,当地老师如何结合网络直播课程开展教学是一个大问题。”张东去年曾前往达州和远端师生交流,远端老师一直向他强调,当地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不主动,所以不能采取与七中相同的放任式教育方法,而要严加管教。

▍提升分数才是关键

单纯地与名校同步,并不能完全实现教育公平,被质疑为在升学考试之后的二次“分层”。

无论在成都还是整个四川,成都七中都是公认的“超级中学”,每年都有极高的升学率与一本率。2002年,七中与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高中远程教育学校,采用卫星网为主的模式,向其他学校提供远程直播教学。

直播班成本高昂,会否导致学费高于普通班级,提高学生就读门槛?

从成绩所反映出的结果看,直播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对四川康定中学、云南瑞丽一中、云南芒市中学等六所成都七中网校的远端合作校进行三年的直播教学后,直播班与七中本部学生的平均成绩差距缩小了20分。

屏幕里的七中老师讲课思路清楚,课堂气氛活跃,而远端教室里安安静静。大家像是“看客”,没有回答问题的互动环节,有时自己班上的老师偶尔突然插一句解释,叶枫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更多时候,老师全程站在后面听课,下课后,拖堂几分钟讲一下要点。远端老师也负责监督学生们不打瞌睡。而远在屏幕另一头的七中老师,既无法与远端学生互动,也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

6、远端教师只是前端教师的“助教”?

由于全国各地所用教材、考纲不同,很难由一个统一的远程课程满足多个地区的教学需求,也并非所有学校均有条件接入网络或引入卫星电视。网校、远程授课的模式始终没能进入基础教育领域,而只是作为校外培训的补充。

“屏幕”能否改善教育公平?张伟认为,在这种流失中,教育公平很难做到。“这里的教育公平,实际上是把一种由于出身和地缘的不公平问题磨平了。它带来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是有可能的。”很多小地方几十年没有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这让那里的学生也很绝望,屏幕连接优质资源,至少给了他们一点希望。

云南永善二中则在6月25日通过官方微信发布的直播班招生帖中称,为了给莘莘学子寻求一条成功学习之路,“不惜重金联手成都七中”组建直播班,计划招生80人,一文一理两个班。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开始了对远程教育的探索。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成立,以电视为主要媒介进行教学。

通过屏幕,叶枫看到七中同学每天的作业量只有他平日的70%,但每次考试,成都七中同学的最高分要比他们的最高分高出100多分。

他的同班同学王艺霖称,成都七中的题都比较难,一开始时,成都七中的英语课都是全英语,同步直播的老师英语提问,学生英语回答,“一开始我们听不懂,如果课前不预习的话,根本就跟不上的,现在他们也为了照顾我们,英语课会用中文。”

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撤点并校工程的深入,城乡间教育发展水平开始拉大,政策端辅以教育信息化手段为偏远地区输入教育资源。

杨海茹反对一窝蜂地引用屏幕技术,认为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也想过,更好的办法是让学校老师去成都七中学习、交流、培训。但是现实是,在偏远地区,一旦老师教得好,马上就会跑掉,因为基础教育的老师待遇太低。

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甘肃文县第一中学今年6月曾就采购“成都七中网校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项目发布公告,其中提及,文理科各设一班,首届直播资源服务费为“三年28万元”,且包括卫星设备费在内。

12月13日下午,网易CEO丁磊在朋友圈发文称,将捐出1亿元投入在线教育公益,支持更多贫困地区的学校落地网课直播模式,推动中国教育资源普惠。

七中学生的基础好,老师上课讲的知识点他们很快就能接受。对于叶枫所在班级的同学来讲,屏幕里的讲课进度可能就有些过快了。但是直播不等人,他们只能被直播带着走。听直播的课程,难度大,节奏快,远端学生不预习就跟不上。叶枫每次预习只能安排在晚上回家后,预习科目有6门,而且作业量大,熬夜是常有的事。

1、开直播班要花多少钱?

图片 72017年清华、北大各省市录取率,来源于网络

88人考上清华北大,一块屏幕真有那么神?

同眭依凡一样,谈松华认为,要注意用优质教育资源去培训贫困地区教师,进而影响学生。“如果没有教师水平的提高,仅仅靠学生直接去接受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可能只对一部分学习成绩比较好、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有用,但不会产生大面积影响。”

在激烈的中高考升学大战背后,也一直存在着学校对优质生源的争夺。对部分学校管理者来说,生源对升学率等指标的影响,要比教育质量、师资队伍提升更为直接。这也是大城市近年来在幼升小、小升初等阶段升学乱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让直播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学校争抢生源的砝码,也是教育管理中必须处理的问题。

另据彭州一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介绍,由于网课的效果不太理想,该中学在2013年引入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的另一种模式,即学校引入学习七中的课件和题目,远端老师根据班上情况进行筛选、备课,再给学生上课。使用这种模式的2014级学生在升学率等各方面情况都很不错,比直播效果好。目前,该校已经不再使用原先的网课。

这种情况催生了禄劝县的同学对成都七中同学的崇拜。王艺霖说,就像崇拜学霸一样,他们私下里对成都七中几个特别的同学都比较关注,“感觉太厉害了,懂的特别多”。

(原标题:直播课堂会成为另一种精英教育吗?)

网课这一形式并非东方闻道首创。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校长王红接曾解释说,1990年代中期,北京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成立,此后远程教育课程不断增多。他是受到北京101网校的启发才成立了公司。2005年,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的张晓静等人统计,当时远程教育发展近10年,已经有200多所网校。

曹映芬称,目前使用的网络直播机是3万元一台的高清一体机,政府出资。让学校为难的是,这个投入资金如果由学生家长出,显然不合适,学生家长无法负担如此高额的费用。“如果由政府财政出,外界又会质疑,说这是教育不公,钱都由这480名学生享受了,其余的学生又享受不到,反正就是作难。”曹映芬叹气。

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成都七中网校存在的前提。成都七中网校自成立之初即被四川省政府确定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收费模式和价格标准得到了四川省物价局的批复同意。

叶枫的学校在成都本地,底子还不错,但校方认为,引进网课或许可以赶超七中。当时,学校将最好的资源倾斜到了两个网班,每一科任教老师都是年级最好的,还有两位老师是学校副校长。进入网班的学生要经过入校与分科时的两次选拔,每次选拔的标准只有一个:成绩排名。

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老师们的眼界也高了。”甘洛中学上述老师告诉澎湃新闻,通过七中老师的上课演示,只要自己不偷懒,老师也会有很大进步,“毕竟平台不一样”。

“网班”的身世

四川广元八二一中学老师陈珩2017年底曾在《新课程·中学》中发表论文,谈及该校开设直播班14年的体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位于四川凉山的甘洛二中2012年引进成都七中资源,目前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直播班。“学生都是经过分班考试进来的,考虑到基础差的学生不能跟上成都七中的教学速度。”该校一名老师坦言。

不是所有课程都直播。文理科分班后,七中学生正常上体音美课程,这时,远端老师会关掉屏幕,抓紧时间给学生们讲课。网班的课程被排得满满当当。中午1点到2点是学校午休时间,但是网班在前半个小时会有老师来上课。晚上有四节夜自习,网班的前两节也被安排上课,讲那些直播没有细讲或者需要巩固的知识点。

“贫困落后地区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限,利用网络技术优势把优质教育资源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共享,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科院院长眭依凡告诉澎湃新闻。

上过网课的四川省威远县竞力中学毕业生周周也经历过大家普遍遇到的问题:新的教学模式没有学生和老师间的互动和反馈;200多所网班特点不同,七中老师无法统一调整。同时对于大部分远端学生来讲,七中老师的确讲课快,学生跟不上,学习得不到正反馈,非常受挫。她因此觉得,远端老师的心理疏导极为重要。“成都七中网校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用药,它只是一座桥梁,一种工具。”她认为重要的是,远端学校和老师需要思考怎么使用好这个工具。

“直播课程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从报道的情况来看,也的确提高了学生成绩。”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称,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直播教育”探索。

熊丙奇认为,本校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线教育只是辅助。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缩小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会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人的投入。首先要做的是,解决乡村教师的队伍问题,关心他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提高老师的积极性。

“通过资源的汇聚来培养清华北大学生,这是很多国内中学的招生噱头,但资源汇聚是不值得倡导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余胜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公司化运营将输出学校和接受学校在制度上协调了起来,这是“最有意义的”创新点,但教育不均衡的问题非常复杂,这种将“资源汇聚给一部分学生”,实际上非但没有改变教育不均衡,或会造成另一种“不均衡”。

周周最喜欢网课里的语文课。2010年,作为提升教学质量与升学率的尝试之一,她所在的竞力学校引入成都七中网课。在语文网课上,课前3分钟,七中的学生会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周周听着屏幕里的同学讲如何写字,看着别人写的字确实好看,自己课后也买了字帖练习。网课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听同龄人讲林夕、讲恐怖电影,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屏幕另一端演讲

作为四川省内的一所普通高中,邛崃二中的生源不算好,录取的学生均多是当地重点高中挑剩下的,即便这样,“能进该校直播班的学生都是排前面的”,中考分数一般能达到500分以上。“这跟成都七中学生一般600多分的成绩相比,差距巨大。如果想要跟上成都七中的教学进度,成绩得好、排名得高。”邛崃二中一名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澎湃新闻。

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以解决乡村教育薄弱问题,推动教育公平。看到网上为“屏幕”而欢呼的声音,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这些人不了解在线教育如何发挥作用,他们简单地把教育理解为,只要给你提供资源,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去学习。忽视了教育需要老师的教,学生的学,师生之间是共同体。“因此,对屏幕来说,在线教育的作用夸大了。”

澎湃新闻记者 王万春 何利权 李思文 实习生 刘芷珊 蒋芷毓 李寅寅 王琪

黄欣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10年前,她曾经受成都七中东方闻道邀请,参与研究评价直播模式。她的团队在调研时了解到,这种模式有局限性,但是受益方很多。远端的学生中,受益最多的是优秀学生,但基础差的学生也不是毫无受益。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接受到的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教学资源,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同时,接受网课的学校与老师也是受益方。

就澎湃新闻接触的多所中学而言,能够进入直播班的学生,成绩均在中上游。上述永善二中在招生帖中称,该校“品优班”的口号是:“给我一个优秀生,还你一个一本生。”该校拟定的招生对象是“应届初中优秀毕业生,原则上不低于500分”。

“远端”的压力

5、偏远学校能否适应成都七中教学?

但东方闻道又是不普通的:据张晓静等人当时的调查,在网上可以登录访问的49所中小学网校中,只有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可以颁发高中学历。它是常规课堂教学的代替模式,其他的网校都只进行课外教学辅导。近些年,河南、安徽才出现了类似模式的网校。

3、直播班学生如何收费?

“那块屏幕”的故事,讲述的是国内贫困地区的248所中学,通过直播与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升学率大为改善,其中有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报道推出后,在网上形成刷屏之势。但随着另一篇题材相同的报道出现,网课背后更为完整的故事,引起了种种议论。

为吸引优质生源,有学校对入读学生减免学费、重金奖励。永善二中在招生帖中承诺,2018年中考成绩位居全县前300名的优秀学生就读该校,按不同名次可获3000元~12000元不等的政府奖励,学校对以上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费、住宿费全部减免,并免费提供床上等生活用品。

熊丙奇认为,那篇报道把“2016年,88人考上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归因于在线教育的成就,是似是而非的。这背后有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以及地方学校加班加点的应试训练因素。

7、“屏幕”能否改变命运?

“可以这么说,1982年还是1983年考了一个北大,1988年考了一个清华,这两个考了之后整个禄劝县再没有出现考取清华北大的,最近的就是2018届网络班的两个。”曹映芬说到此处带着自豪感,称就像国家层面的科学家盼望着诺贝尔奖,他们底层的教育者期盼着每年有自己的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近日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引发舆论对于该校和“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关注。相比于网上声音的此起彼伏,该校似乎没受任何影响,校门口竖立的一块巨大牌子上印着今年分别考取北大清华的两名学生的名字,向外界展示着直播班的“成功”。

4、成都七中和远端学校如何沟通?

据曹映芬介绍,通过禄劝一中这些年的摸索,从2015年开始,县教育局主导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每年录取480名直播班学生,由禄劝一中和民族实验学校轮流教学。曹映芬说,每年除了有条件去昆明就读的排名靠前的250多个学生,禄劝县从剩下的中考生里,按照中考成绩由高到低录取480名。

“只培养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不是解决教育均衡的方式,而是就近入学,能将片区内的学生都培养出来,这才是教育均衡。”在余胜泉看来,真正要实现教育均衡、教育公平,还是要回到政府均衡办学。

该老师称,本校老师带直播班,潜移默化中也受到影响,“会不断学习,改进教学方式”。“我们学校直播班都是一些中青年老师,一来要有经验,二来对电脑操作比较熟悉、对新事物接受得快。”

“当然不能否认‘直播班’的益处,只是没有说的那么夸张的效果,更没有解决教育不均衡的问题。”余胜泉称,直播教育只能是传统教育有益的补充,但不可能取代传统教育,或者成为主流的教育形态。“因为人不能光学习知识,还有能力、素养,这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七中学生很强,比起他们,我们真的很菜,但是,差距在三年中不断缩小,虽然没办法达到持平,但小了太多。”一名毕业于云南禄劝一中直播班、现就读于云南大学的学生称,直播班对他们帮助很大,比如英语课由外教全英文教学,大家刚开始不适应,但习惯后,“听力考试会变得容易”。

开设直播班的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16年来,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有声音认为,作为在挑拣生源上占优势的城市名校,其教学要求和教法并不适合偏远地区的普通学校。对此,成都七中一名老师告诉澎湃新闻,成都七中的教育方法虽然主要针对本校学生,但方法背后的理念适用范围是较广的。“具体到教法,远端也能在与本部深入交流之后,较快地适应。”该老师说。

成都七中老师张东认为,教育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教,另一方面是育。“直播课堂最多只能把教的部分传递给远方,而育的部分更多还是存在于日常师生的互动之中,这部分仍需远端老师来完成。”

8、“直播”教育的作用是否被夸张?

成都市教育局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数据显示,现在,每天近8万名远端学校学生与成都七中同时上课。那么,开一个直播班是否增加了学校和学生的经济负担?直播班的生源构成是否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成都七中教师是否让远端教师成为尴尬的“助教”?改变学生命运的是“屏幕”,还是学生自己?直播教育的作用是否被夸张?

“成都七中老师水平确实会比我们县城的老师要高,他们上课的形式更丰富、知识点讲得更透彻、语言更幽默。”曾楷徽告诉澎湃新闻,但差距并不会太大。“主要是讲课拖泥带水,因为要顾及到班里的所有人都能跟上,对我来说可能就讲得太慢了,而七中老师的速度很适合我。”曾楷徽说,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比如其所在直播班原本有35人,到高三时仅剩30人,“其他人跟不上,退出了”。

位于广西偏远地区的平果中学2015年引进成都七中直播班。微信公号“看天下微杂志”曾在今年10月20日的报道中提及,“对接一个直播班,每学期的标准收费是7万元”,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给该校打了折扣,“每年3万元”。当然,直播班开设成本不仅仅是这些。“卫星信号接受设备花费近三十万,又加盖了两间配套厕所和办公室。”平果中学副校长黄都永说。

八问“屏幕改变命运”:谁有资格上集中优势资源的“直播班”

12月14日,星期五,禄劝县第一中学,下午放学前,有学生出入校门时,被门卫拦住索要老师批的请假条,一旁墙上的校规显示,对住校生来说这是一座半封闭式学校。

“七中老师负责教学设计,东方闻道网校负责运营。”成都七中参与直播教学的老师张东向澎湃新闻介绍,具体操作层面,七中老师将教案、作业和试题等提前提供给网校工作人员,网校工作人员负责将上述教学资料编辑美化并提交七中老师确认,确认后由网校工作人员提前一周将上述材料发放给远端老师,远端老师事先配合开展教学计划。

部分学生认为,“屏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在成都七中的老师看来,“改变远端学生的不只是屏幕,更是屏幕那头展现出来的希望”。“每个学生心中都有求知之火,七中能做的是尽力让它发光。网校不仅提高了远端学生的成绩,还为远端和本部的老师打开了交流与进步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让远端一部分比较迷茫的同学找到方向。”成都七中一名参与直播教学的老师说。

余胜泉说,信息技术未来真正运用于教学,关键不是直播,而是把技术作为认知工具,培养学生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对知识进行变换,让他了解这个领域的学科,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是体验获得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必备的知识,形成核心素养。

邛崃二中上述老师称,该校直播班也有“家境比较贫寒但成绩特别优异”的同学。“现在国家补贴以及助学金都比较高,并且直播班每学期学费和普通班是一样的,280的书本费,加上一些别的收费,总共不到1000元。”

有专家质疑,这究竟是在线教育的功劳,还是国家实施扶贫定向招生计划的功劳?究竟是“在线教育”的成功,还是狠抓“应试教育”的成功?这些尚存疑问。

每学期每个网班都会有5~8家远端学校的学生代表来七中交换学习一周,体验七中的教学环境;七中老师也会不定期走访数家远端学校,与远端师生交流答疑。日常情况下,远端教师和七中老师通过网校工作人员保持较为密切的交流。

教学前,远端老师还会和七中老师召开线上教研会。而在教学进行过程中,由七中老师负责授课,网校工作人员负责导播——网校办公地点和导播室均设在七中校园内。

“上世纪80年代考了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之后整个禄劝县再没有出现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直到今年直播班考上了两个。”禄劝县民族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曹映芬告诉澎湃新闻。

禄劝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禄劝县设立了教育扶贫基金3200万元,实行农村家庭高中阶段学生县内就读“三免一补”政策,2017年就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

四川邛崃二中在6年前开设直播班后,“本校老师的工作量根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该校一名老师介绍,本校老师上课时也站在旁边听直播,或者插空做一些辅导、答疑,课外则要做很多事情:包括给学生讲解没听懂的题,批改成都七中发来的课后作业,拿到成都七中老师发来的课件后,也得提前备课。

毕业于四川巴中某农村学校直播班的一名学生说,“成都七中的试题和老师的教导”对处在贫困地区的网校学生考上大学起着“十分大的作用”。“成都七中的老师和同学让我们了解了大城市的魅力和外面世界的多变,很感谢。”

禄劝一中一名老师告诉澎湃新闻,直播班需要“智能化操作”,学生通过平板电脑答题,或在作业本答题后拍照上传,老师也需要平板电脑批改作业。“人手一个平板电脑,都由自己购买,学生的2000元左右,老师的约2500元。”

“直播课堂都是七中老师在讲,最多留下后面两分钟给远端老师自行处理。久而久之,一些老师产生了职业倦怠。他们上课前根本不备课,就等着七中老师讲;课后习题不愿深钻,直接给学生发答案。偶尔一节课停电或者断网,甚至手忙脚乱。”陈珩感慨,以至于本来应该是最优秀的学科教师,久而久之,上不来课,丢掉了作为一个老师最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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