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给家长也开培训

2019-11-05 19:50栏目: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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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7点15分就上早自习,很多学生必须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了,造成睡眠不足,影响上课效果,更让家长感觉非常劳累。“建议8点30分或9点到校。缩短或取消早自习。”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主张,要加强综合治理。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强调,学生面临的课业和升学竞争外松内紧,家长转投校外培训机构寻求应试之策,实属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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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专门围绕“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建言献策,足以说明其重要性。课外负担过重,压得孩子气喘吁吁。15位全国政协委员怀着对国家、对孩子们的诚挚爱心,深入调查研究,剖析问题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孙惠玲认为,教育培训机构针对有个性化需求的人群提供教育辅助和补充,也属于教育范畴,也应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育人放在首位。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给家长也开培训班必威:。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据了解,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咨询企业60%,未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达20%多,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委员们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和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对此,委员们建议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要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推动对培训机构的监管立法工作。

  “同学们周末都去上培训班,效率不高,费时费力还费钱。”“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的节假日在哪里?”小同学们向委员表示,希望通过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培训机构在喊“冤”。学生、家长、社会有需求,我们满足这个需求,难道有错?校外辅导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就不能做?校内“吃不饱”,校外就得“加餐”,这难道不对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直言,减负面临的新问题与此前针对公立学校“一刀切”的减负政策有关。公立学校大幅度减负之后“挤”出的时间和学习任务空间,必将被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挤占,形成新的负担。

  孩子们的话令两位委员忍俊不禁。王玉佩感叹,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教育孩子,不是每个成年人自然就会的,现在确实缺乏对家长的正确引导和务实培训。重视教育,也应该重视对家长的教育,素质教育需要优秀的家长。

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各地积极落实、摸排整改、开局良好。但委员们仍在调研中发现不少问题。

正如俞敏洪所言,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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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喊“困”。如果学生学习时间短了,升学率怎么保证?教师业绩怎么提升?所以,为达到升学率、优质率,许多学校要求学生每日作业由家长“例行”签字,教师通过微信内“批评表扬”,将校内教学任务变相推至家庭。于是,畸形竞争压力进一步传导,“狼爸、虎妈”成群产生,“减负恐惧”受到激励,原本良性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走偏了。

委员们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立法保障课余时间”、“缩短或取消早自习”、“给家长也开培训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副主委王玉佩和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雷一起,与中国教育学会推荐的部分小学生进行了座谈,了解孩子们的心声,搜集调研线索。

高考改革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委员们认为,要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唯分数”评价学生、“唯升学率”评价学校的片面做法,真正把减负的“指挥棒”挥起来。

为此,王欢提出三点建议:政府对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进行分层设计、通道搭建。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发挥社会教育作用;政府提供场地、市场配置教师、家庭投入资金,引导学生参加少年宫、社区、学校等开放场馆课程;严格限定学生参加各类辅导班的时间,倡导学习日少量接受社会培训、双休日大量开展户外锻炼。

  许雷表示,孩子们的建议为委员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提供了丰富的调研线索,拓宽了调研方式方法的思路。“这些建议很可能就是明年的提案呀。”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进一步提出了融合家校教育方式,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兴趣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议。

□ 本报实习生 李 珂

  “给家长也开培训班。”“我们去上培训班,家长接送我们,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没事儿了,又没地方待,还不如给他们也上上课呢。”

顽症,一病多因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是我国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素质教育实施,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切。

近年来,国家下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减负行动不断推进。然而却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新问题。几名政协委员表示,中小学生“减负”已从教育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

一些委员在座谈会上指出,在职教师培训班兼职的违规现象依旧存在,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相互勾连等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培训市场的有序发展。

社会“增负”行为正在抵消校内“减负”成果。各地纷纷出台的“提早放学”“缩短家庭作业时间”等减负新政,在实践中被扭曲、走样和变形。校内减少的学习时间,直接被校外培训占用。家长三点半无法接孩子放学,无奈也只能将孩子送进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惠玲看来,政府应当主动承担监管责任,坚持谁审批谁监管原则。例如,工商部门负责发放营业执照,应当严查超范围经营;教育部门发放办学许可证,应当对学科类课程培训有占比要求。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认识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管理一紧一松的状态,也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多位委员认为,在僵化的升学政策和人才选拔制度下,不应苛责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

为什么会这样?

“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应当持续发力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白清元说,可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公正性。

出路,仍是改革

温雪琼建议,建立健全“共建共治”监管体系,把学校师德师风、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监测、培训机构监管纳入党委政府考核体系,整合国家教育监测评估机构和资源,强化专业组织对教育满意度的评价,发挥责任督学作用,形成分类管理、信息共享、部门协同、责任明晰的课外减负监管长效机制。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话题,也是一道难题。

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危害巨大的“黑机构”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但仍然未能根治这一乱象。究其原因,陈星莺认为,违规校外培训屡禁不止,离不开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此前教育部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校外机构,但学生反而“越减越负”、违规补课更是“铤而走险”。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也指出,“缺乏监管带来的问题是,培训机构利用各类营销宣传,迎合和制造家长的焦虑,在教学内容上,超前超纲,让孩子不停地进行‘填鸭式’学习,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近日在京召开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以“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为议题,15位委员从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规范校外培训、加强家庭教育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温雪琼认为,民众的教育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进入了“上好学”阶段,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激烈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家长和学校都通过校外补课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的相互勾连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对此,建议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并形成长效治理机制。这次四部委的整顿,肯定是件好事,不能一阵风,走过场。”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强调,必须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河海大学副校长陈星莺表示,从教育一线的情况来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较高,学生课外负担就会比较轻。因此建议教育部门寻找“减负提质”的痛点、难点、堵点,通过落实课程计划、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规范作息时间等手段,全面提升课内质量,切实降低家长课外补习的需求。

用立法管住培训机构乱象 全国政协召开“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委员呼吁

“还应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教师素质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主委李国华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建议,政府应当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建立标准健全、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

委员们介绍说,在很多地方,孩子们走出校门,即被各种培训机构“领”走,或直接前往各种校外培训,或赶赴某一培训机构写作业。等家长们下班接回家后,孩子们要接着写辅导班布置的大量作业,直到深夜……

建议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

“可以将中小学学习的重点和策略,由单向和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转移到自主探索学习,注重发现和创造,以适应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及港专学院校长陈卓禧建议。

在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前,全国政协组成专题调研组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调研。调研组发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存在违法违规办学的现象。校外托管机构因国家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对其主管部门、行为规范作出明确规定,均未办相关手续,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必威,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辽宁省委主委温雪琼说,“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营利、超前超纲教学、过度营销等现象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

就如何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袁贵仁说,应当诉诸法律手段解决“黑机构”问题。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与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双管齐下,还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新环境。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材管理也是个盲区,众多校外培训机构使用的面广量大的教学用书,基本处于无政策边界、无审查规范、无教育监管的状态,产生的负面影响很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认为,应当培育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教育服务衔接体系,从而让学校教育科学定位,让社会培训合理归位,让学生找到教育本位。

本次双周协商会之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陈晓光率领下,由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的调研组,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调研,开了19场座谈会,实地考察16所学校和培训机构,与500多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研讨。

“教育需求已从‘有学上’进入‘上好学’阶段,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让群众吃上‘定心丸’。”温雪琼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十分关注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问题。“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的相互勾连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其中最为诟病的就是所谓‘占坑班’。”“应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

今年2月,教育部联合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办公厅展开为期一年半,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活动。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学超纲教等六类突出问题成为整治重点。

家长在喊“难”。有委员在某省调研中发现,35.5%的家长认为减负会影响考试成绩。家长们的“成绩恐惧”被培训机构利用。许多课外培训机构不断宣称,“别人都在培训,就你的孩子没有”“少一次培训,少一份机会”“输掉补习机会就是输掉人生机会”,强化了家长焦虑,扰乱了教育秩序。

同样从立法角度提出建议的温雪琼,建议推动培训机构监管立法,厘清教育咨询和培训概念内涵,清晰托管机构服务与教育培训行为边界,明确准入标准和条件。

改变,为何艰难

“黑机构”横行将造成哪些危害?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认为,校外培训机构迅猛增长,多数机构办学不规范、质量无保证,特别是以机械重复“应试”技巧为主,既耗费家长学生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又违背育人宗旨、教育规律,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培训机构乱象”,既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典型症状,又是“顽症”之源。

唐江澎说,校外培训机构的“教材”管理是盲区。校外培训机构使用的面广量大的教学用书基本处于政策无边界、审查无规范、使用无监督状态。因此,建议国家教材委将教育培训机构使用的教学用书纳入教材监管范围。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也亟待纠正。”全国政协委员、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委白清元说。

“当前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存在盲区与误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谁都认为该减负,减到谁家谁喊疼”。这句感慨说出了“减负之难”和“减负之困”。

“培训机构在教学内容上超前学习,不仅给学校教学带来很大难度,还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影响了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谈到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现状,孙惠玲坦言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身为北京四中校长的马景林委员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确实有些孩子需要校外一对一的帮助,但如果在这些民办机构里面仍然是重复式、训练式学习,学生的负担会成倍增长。”马景林呼吁减负不能以牺牲学校教育质量为代价。“学习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完全把学习说成很快乐的事,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不合理期待,学习什么时候苦、什么时候乐,是可以研究的。”

袁贵仁建议,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

必威 1

巨大经济利益致“黑机构”横行

“课外辅导多”是一个顽症。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达到47.2%,每周平均5.4小时!根据中国教育学会统计,2016年中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人民币,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有1.3亿人次。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认为,培训机构在招生时常常采取过度渲染、夸大效果等营销手段,引发家长焦虑心理。其本质是人民群众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我国校外培训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带来一组数据:据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政府应主动承担监管责任

数量庞大的校外培训机构有多少是合法的?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咨询企业仅60%,未办理任何手续便从事教育培训的达20%以上。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委员们围绕“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话题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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