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年年禁家长年年择,公诉机关根据审计机关

2019-11-02 02:10栏目: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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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学账外资金超亿元,几乎全来自学生缴纳的赞助费

新快报讯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对发生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腐败敲响了警钟,该领域的腐败多与招生相关。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正让北京一些知名中小学成为利益的竞技场,尤以“小升初”激烈。

教育部近日透露,2011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各类学校乱收费问题涉及金额5亿多元,3696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教育部表示,将严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等,承诺5年内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学校乱收费问题,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目前,这一问题不仅导致了入学难,而且还滋生出教育系统腐败。

  11月初,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提出了10项措施治理择校费。意见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和家长的普遍关注。人们在表示赞成和欢迎的同时,也表示担忧和怀疑——一纸“禁令”能否根治多年形成的择校痼疾?

  2008年8月,北京市某小学部分原校领导和财务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受审的消息一度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小升初就是“拼爹”

进入六七月份,各地的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微博)都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许多家长(微博)使出浑身解数托关系找路子四处奔波。这也为一些学校乱收费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择校年年禁家长年年择

  庭审现场,公诉机关根据审计机关提供的材料证实,据不完全统计,该校的账外资金数额超亿元。被告人之一也证实了上述内容。另据媒体报道,该部分账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赞助费。

孩子已经升入北京市十九中的陈静(化名)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起,她就专职陪读。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至今,治理教育乱收费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教育领域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从将禁止教育乱收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义务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到关注部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乱收费,并将农村学校的乱收费以法规的形式纳入了治理轨道,再到建立收费的听证制度、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举措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教育乱收费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择校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我国中小学阶段已经陷入了“政府一边禁、家长一边择”而且愈演愈烈的怪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袁春华和同事调查发现,辖区内中小学设“小金库”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为少数人谋取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一些学校通过收取择校费、计划外招生、经营学生食堂、房屋租赁等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对促进学校基本建设和改善教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违纪违规使用这部分资金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袁春华说。

陈静觉得,“小升初就是‘拼爹’,真正参加电脑派位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其孩子所在班上的46名学生,参加电脑派位的不到1/3.

“学校乱收费,已经从当初的单纯收费行为演变为滋生教育腐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中小学校长因此落马。”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曾办理过多起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负责办理此类案件的检察官王玲玲说,“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中小学校长及主管领导身上,主要手段就是乱收费设立小金库进行贪污挥霍。”

  近年来,各级政府屡出治理择校费禁令。今年4月,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还联合下发了规范教育乱收费的实施意见,要求着力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择校乱收费问题,严禁捐资助学与录取学生挂钩,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过调查也发现,辖区内中小学的“账外账”或“小金库”现象突出。部分学校将收取的共建费用、赞助款私自截留,存入单独设立的银行账户,用于学校的各项额外开支,比如发放奖金等福利。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微博)的调研,普通学校承担了大部分派位学生,学校越好,参加派位的比例越小。一些名校如人大附中等根本不接受电脑派位生;海淀实验中学的17个班中,4个班为派位生,约占24%。据初步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区通过电脑派位入学方式的比例大致为东城44%、海淀40%、西城33%,均不足半数。

乱收费

  然而,各种禁令并未遏制家长择校的热情,禁令之下,择校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由择校费变成“捐资助学费”“赞助费”“借读费”。一位学生家长对记者说,给孩子择校报名那一天,家长都握着大把的钱排队,几万块钱交给学校,连收据都没有。“这哪里是自愿捐资助学,分明是‘被自愿’啊!”

  “招生这块儿的水,那可深了去了。”在被问及北京市中小学的招生工作时,北京某重点中学的一位知情人连连摇头。刚完成所在学校招生工作的上述知情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小学的招生工作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该知情人表示,在北京,“小升初”首先有一个推优的过程,选取一些学习好的孩子作为推优学生,并且将这些学生的名单张榜公布。推优学生会首先参与好学校的电脑派位,但是这不能保证这些孩子全部都能上好学校。而没有被电脑派出的学生,将跟随“大部队”进入第二轮派位。“这时候学校就有好有坏了。”他说。

学校设立“条子办”

方式隐蔽花样翻新金额巨大

  北京市民魏先生的孩子今年刚刚上初中,差几分没有考上离家最近的一所公办知名初中,学校通知魏先生,可以向与学校开展合作的一所民办中学上交每年3万元的“借读费”,就可以进入这所知名中学就读,只是孩子的学籍放在了民办校。

  在该知情人看来,大部分学生参与的全区电脑派位,可以说是一个显示“后门”和关系的过程。“电脑派位本身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但是有门路的人在后期可以人为地调换学校。这是上面默认的,他们甚至会指使学校招收与教委有关系的学生。这些关系户给学校交的钱可能比其他‘后门生’要少,比如普通‘后门生’要交3万元,而上面指派下来的只要1.5万元。”他说。

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要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到“择校”竞争中,包括“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方式进入目标学校。这是“小升初”灰色利益贡献最大的群体。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在教育乱收费问题上,一些学校不再是明目张胆公开收取,而是采用一些更加隐蔽的方式,‘化整为零,分次收取’、‘避开锋芒、错时收取’、‘巧立名目,变相收取’成为一些学校规避国家规定政策的新手段。”新密市检察院反贪二科科长邵占军说。

  为了孩子,魏先生咬牙交了钱。“小学一年1万,初中一年3万,上完初中,仅择校费就要15万元。”魏先生不满地说,“治理择校乱收费,我们当然欢迎。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择校问题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严重呢?”

  除电脑派位外,现在也有不少学生家长会选择走“特长生”这一途径,以期望凭此进入排名靠前的好学校。“我当然理解学生和家长的想法,但是这个过程的猫腻更大。因为所有的‘特长生’认定均由初中单方进行,然后送招办确定,基本上由学校报上去的就不会有异议。”

择校年年禁家长年年择,公诉机关根据审计机关提供的材料证实。“占坑班”总体花费不菲。据21世纪教育研究的估算,多数学生课外培训费用为每年3万-5万元,多的达6万-8万元。此外,还有交通费、在外就餐费,家长需要陪同接送等等。从小学三年级孩子进入“占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四年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高。巨额花销后,最终结果未必理想。以海淀区为例,2010年海淀区的七大名校对应的“占坑班”有106个,按每班50人计,总人数达5000多人,点招人数共计560人,约10%。

记者曾就学校收费问题随即采访了一些学生家长,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在小学入学收费上,有些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学校每年的择校费用高达5万元。若一次性收取,会遭到一些家长的抵触。所以,学校就按月分摊,一个月几千元,这样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根据审计署的审计公告,截至2009年11月底,全国违规收取的择校等费用已退还学生或上缴财政3.84亿元,占审计调查发现此类违规资金总额的76%。这个数据只是择校乱收费的冰山一角,从侧面反映了择校问题的严重性。

  在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白春林看来,“特长生”这种招生方式存在弊端。“有些学生为了考到好学校,在小学或者幼儿园阶段,拼命学习特长专业,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形成了为特长而学习的‘追风’。同时,为选择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家长不惜花费高昂学费培养自己的孩子,或者给有关招生负责人好处,来达到换取子女升入示范校的目的。”他说。

推优和特长生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两种方式同样投入不菲,艺术特长生,一节钢琴课、声乐科,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

还有的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开学时候,既是收费的集中时期,也是相关部门治理的重点时期,有些学校为了避开公众视线,规避管理,在开学时只收取那些规定可以收取的费用,而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则放在开学后收取。另外,有的学校改换门庭,开办补课班、特长班、兴趣班,乱发复习资料,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校服费、电影费、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乱收费的名目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当前,虽然我国城乡已经实现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却使择校竞争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北京市市民李萍认为:“只要学校之间客观存在较大差距,只要家长还有一点能力,择校就不会消失。谁也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003年,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7部门建立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联合制定了《关于2003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收费的问题并未被列入上述“实施意见”,但在当年8月教育部再次就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召开的视频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在讲话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

上述方式都是累孩子累家长的方式。而真正的VIP通道,则是“共建”模式。共建一般是指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或利用公共资源给学校额外投入,或职工自负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给学校。这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以权择校”。

对于这些形式多样的收费,邵占军认为,由于这些乱收收费形式隐蔽,花样繁多,而且很多学校在收费时,只收费不开票,学生在交费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凭证,查处起来困难重重,这也导致一些学校乱收费时间长、金额大,一些学校的小金库动辄上百万元,甚至更多。

  三至五年能否切断根深蒂固的利益链

  此后,教育部等部门在《关于2007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第一次将“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积极探索解决城市‘择校’乱收费问题”列入“主要任务”。从2009年起,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与择校有关的乱收费问题连续3年被列为当年教育部等部门治理乱收费工作的“重要任务”。

“条子生”也被称为对教育公平损害最大的一个方式。目前一些重点中学这类生源占到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以致有名校不得不在每年开学前,设立“条子办”,专门处理此类事项。

小金库

  此次教育部提出10项治理择校费具体措施,家长和社会舆论普遍表示赞成和欢迎。有专家认为,这是教育部首次明确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问题的时间表,表明了教育部门治理择校费的决心。这是对问题的正视,也是一种承诺。

  其中,2010年的“实施意见”指出:“严禁捐资助学与录取学生挂钩,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学校接受的不与入学挂钩的捐赠收入要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

校长独管共建费

权力集中脱离监管贪腐严重

  但是,很多人仍感觉三至五年治理择校费的前景不容乐观。人们担心,治理了择校费,会不会还有“捐资助学费”“赞助费”“借读费”;面对巨大的利益黑洞,治理目标会不会很快成为泡影;究竟有多少根治措施;3到5年时限之后,会不会出现一批虚假的数字报表……

  2011年的“实施意见”除重申上述内容外,还要求“切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和收费行为”,甚至专门指出,“严禁举办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占坑班’(通过参加培训获得入学便利)”。

对中学而言,无论以何种方式“择校”,最终都要收取“赞助费”,这成为整个“小升初”利益格局中,最直接的利益收入。

“学校‘小金库’形成后通常都由校领导掌握,虽然也进行一些账目管理,包括收入、支出记录,形式上看起来是公开的,但这种公开性仅对部分领导和‘小金库’管理人而言,实际仍处于监管的边缘。”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魏颖华说,正是由于“小金库”的管理不够公开透明,因此很容易出现问题,成为腐败的温床。

  大家表示担忧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直半明半暗存在的择校费,家长和学校心知肚明,又心照不宣。专家认为,择校费的存在,其实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背后隐藏着一条灰色利益链条。如果不敢触动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治理择校费就是一句空话。

  但在现实中,一到升学季,家长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好学校——而交“赞助费”的方式似乎并不会让家长们特别反感。

一些家长透露,学校在录取前一般会提前通知,让去交费,“他们都是直接告诉你,交多少,到哪儿交。不会拐弯抹角。”一般在交钱之前,会先给家长一张白纸,然后手抄一份准备好的“自愿捐资助学”申请书,大意是本人自愿捐资,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之类。其实,家长们对此心知肚明。这些费用,一般先以自愿捐款的形式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再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

新密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对近年来相关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所有出现问题的学校都存在“小金库”或者“账外账”现象,一些学校将收取的择校费、赞助款等违规费用存入单独设立的银行账户里,名义上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对外投资、计划外支出等,但由于日常保管中的手续不健全,并且只有少数主管人员和经手人员知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很难被审计、纪检、司法机关发现。因此,“小金库”极易诱发贪污、挪用、私分等职务犯罪行为,成为部分人大(微博)肆敛财的渠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教师、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都是这个链条上的获利者,有的学校把“择校费”直接纳入小金库,上级主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则用来改善教学条件,甚至发放教师福利;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将“择校费”纳入专项账户,参与择校费分成,然后返还给学校,变相抵消教育经费,减轻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也不想交赞助费。但是既然学校要求了,其他孩子也交,那我们也就交吧。”孩子正在上三年级的谢女士告诉记者,“我们这种关系还不错的只交3万元,听说有的孩子交的可远不止这些。”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

此外,领导权力过大也是“小金库”难以管理的一大原因。“当前,大多数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校长居于最高层,掌握着进人权、用人权、择校审批权、借读审批权等权力。权力绝对化,如果缺乏内部民主,缺乏监督,或者是职工不敢监督,那么不自律的领导搞‘小金库’,贪腐问题就很容易发生。”魏颖华说。

  与此同时,由于家长成为这个灰色链条上的弱势群体,使治理择校痼疾缺失了来自社会的监督。北京一位姓肖的学生家长认为,对于择校和其他乱收费,学生家长只能被迫接受,谁也不愿得罪老师和学校,从而影响孩子的升学和未来。还有家长反映,即使学校设立了“家长委员会”,也起不到监督作用。“学校肯收自己的孩子就不错了,有哪位家长敢在择校费这个问题上跟学校较真呢?”

  身为中学教师的高先生有所在学校给予的“福利”——许诺将在校老师的子女介绍到学校附近的重点小学就读,“不过我们也不是无条件就读,赞助费还是要交的。”他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春林在调查中发现,目前中小学普遍存在收取共建费的现象。该院曾侦办的一个案例,涉案学校在将共建单位和学生数量报送区教委时,将收取的共建费用采取“高收低报”或者人员数量减少,将降低下来的部分予以截留;此外,将剩下来的名额扩大计划外招生,获取账外“共建费”。

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彭坤认为,有的学校虽然也下功夫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但在执行规章制度上随意性较大,甚至随意简化程序,有章不循;有的学校长期违规操作,私设小金库、账外账;有的对校长管理权、决策权、财产支配权监督不力,特别是对“一把手”几乎没监督,以致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

  教育部在指导意见中要求,要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坚决切断收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的联系,已经指出了择校乱收费难治的根本。

  在袁春华看来,利用招生录取工作实施贪污受贿犯罪是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法之一。“有的学校在招生工作中,违反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向学生家长收取共建、捐资助学等费用,进行账外管理,这为少数人实施贪污犯罪提供了条件。”袁春华说。

有的学校干脆将共建费直接存放在共建单位,由校长指定专人负责,收入、支出上,只对校长一人负责,因此这笔费用,从学校账面上没有任何迹象。而在审计和调查时,共建单位多为部委、军队、央企,往往并不配合,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难度。以致这部分费用,被挥霍或装入领导个人腰包,其他人无法察觉。

“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彭坤说,“一些学校的领导干部认为搞‘小金库’是为了大家,又没有进自己的腰包。普通员工对‘小金库’也比较容易容忍。”

  熊丙奇说,近年来择校费链条为什么不断膨胀,关键是没有解决好权利制衡的关系。“希望全国人大加强对教育主管部门在义务教育投入方面的监督,促进教育均衡,狠下心来,抽丝剥茧,真正切断择校背后的利益链条。”

  还校园一片净土

“幼升小”复制“小升初”

寻对策

  落实措施打折扣岂能“老子问责儿子”

  本报记者 来扬

“小升初”择校热在蔓延。“幼升小”即从幼儿园或学龄前儿童升小学的择校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入小难、入小贵”的问题开始凸显。类似“小升初”中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考试入学、乃至“共建”等多种入学方式在“幼升小”中被复制。

如何杜绝乱收费管死小金库

  教育部此次指导意见针对择校提出10项措施,包括规范招生入学秩序、完善招生入学政策、加快薄弱学校建设、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并要求制订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在翻阅检察机关提供的关于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及行政人员职务犯罪的案卷和相关材料时,记者的心里是不平静的。素有“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美誉的教师,竟然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让人感到心痛,诚如一位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尽管中小学教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发生率低于其他社会公职人员,但因其处于教书育人的特殊岗位,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比较高,一旦犯罪,危害性大,社会影响面广。

根据调查走访,目前北京市重点小学的“幼升小”全部都在举行选拔性测试。一份北京市重点小学择校费一览表显示,位于前10位的学校,择校费从25万到8万元不等。

“分析这些已查处案件,我们会发现这些校长所触犯的罪名9成以上是贪污和挪用公款,而且遵循一条共同的脉络——学校乱收费产生账外资金,账外资金必须存放于小金库,小金库缺乏监管滋生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乱收费实际上可以说是腐败的源头,要根除腐败也就要杜绝乱收费,管死小金库,让这些校长无钱可贪。”邵占军说。

  有专家认为,10项措施招招切中时弊,抓住了择校问题的要害。此外,10项措施符合义务教育法确定的义务教育实行均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切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的工作实际,给人们描绘了教育公平的美好愿景。

  北京市海淀、西城两家检察院近期所作的关于中小学教师及行政人员职务犯罪情况的调研报告,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表现和特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并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但检察机关的办案终究属于事后的“亡羊补牢”,只能在事发后依法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惩处,对社会公众进行警示教育。要净化校园和教职员工队伍,还得从教育系统自身做起。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则认为,现在的择校造成学生三六九等,把社会成员从小学开始分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他认为义务教育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融合: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孩子们一块形成共同的价值。“如果社会成员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分化,永远融合不了。”袁连生说。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申惠文说:“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低风险’以及查处力度的‘高举低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教育乱收费仅仅进行行政处罚,靠限期整改等软手段不足以遏制教育乱收费,应通过第三方来制约学校的权利。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司法介入,把法律之剑引入校园。具体来讲,一是立法机构要明确教育乱收费属于违法行为,在可诉之列;二是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将教育乱收费的处罚实现法制化,那些巧立名目榨取学生钱财的学校管理者不仅要承担党纪政纪处分,更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记者采访到的教育专家普遍认为,目前治理择校问题的路径已经很明确,关键是贯彻落实要不打折、不走样,要坚持执行到位,落实不到位要严厉问责。

  可以说,中国人最舍得投入的领域之一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到升学季节,家长总会想尽各种办法,穷尽各种关系,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进一所好学校,或者进入学校里的“重点班”,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据《经济观察报(微博)》)

“‘小金库’的存在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通过‘小金库’在掌管更多现金的同时,又在管理账目或是完全有权自己签字后直接提取或转出资金。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督,做到打防并举,以求治理‘小金库’取得实效。还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专项资金、票据的管理,建立并必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这是严防私设‘小金库’的有效措施。”魏颖华说,“而对于涉嫌贪污、挪用、私分等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充分彰显刑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来震慑犯罪。”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通讯员张永超张胜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对基层利益群体能否不折不扣落实措施尚心存疑虑。熊丙奇举例说,义务教育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明确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一些地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依然客观存在。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和配置不平衡不无关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白春林表示,尽管目前北京中小学取消了市重点等称谓,而改为示范校,但是内容本质不变。大量的优质师资力量集中在这些示范校中,学校的办学条件、环境、硬件相对于普通学校优势明显,好的大学毕业生或资深教师大量涌向这些示范校,导致示范校与普通学校师资力量差距明显。为了能够进入示范校,有人托关系、走后门,甚至直接以金钱作为进入这些示范校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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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威,【编辑:吴博】

  “关键是现有的问责机制仍不健全。”熊丙奇说,让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问责下级,让同级政府问责教育主管部门,等于“老子问责儿子”,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强化人大的监督问责,完善社会评价体系,是解决当前教育均衡发展、解决择校问题的重要手段。”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多名承办过中小学教师及行政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官也在采访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学生多,好学校少”。从记者目前掌握的案例来看,利用招生环节额外收费,进而导致职务犯罪的案件,多数发生在那些“好学校”里。在检察官眼里,这些好学校的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属于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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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民族中学副校长宋文新认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是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的关键。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能否如期治理、消除择校乱收费问题,实现教育均衡,是对政府教育理念、政策执行力和依法治教能力的考验。

  但在城市里的普通学校和农村学校,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恐怕还得为能不能招到足够数额的学生犯愁。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年轻检察官曾建议记者去位于永丰路的两所小学实地探访。在他看来,仅有一路之隔的两校在校园环境、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相差甚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使纲要确定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必须解决教育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无法监管的问题,必须坚持严格的教育行政问责制,真正做到谁违法谁承担责任,谁违规必受处罚。

  近年来,教育部多次表态,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解决城市“择校”乱收费问题,去年11月更是首次明确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时间表”,要求各地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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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家长们心照不宣的是,要想让孩子进好学校,还得花钱找关系。以孩子之名,家长们对学校的额外收费心甘情愿。教育主管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此心知肚明,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公开的秘密”。

  但愿“以孩子之名”能成为扭转目前义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一种动力,让教育主管部门加快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的步伐,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将心思全部用在教学和发展上,还校园一片真正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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